在學術(shù)會議之中有一個常用的名詞，叫做Call for Paper，有的叫做Call for Abstract。通常翻譯為“論文征集”，abstract 和paper的區(qū)別在于abstract是論文摘要，paper還包括全文。

此外，召集演講人也叫做Call for Speaker。

那么，為什么用call而不用invite呢？

其實，這要從call的詞義上來理解。Call有一種宗教意義上的召喚、呼喚，讓人們認真對待這一工作，以至把它變成一種vocation（職業(yè)；天職；天命；神召）——這個詞在英文里有一種宗教式的意涵。而召集方的calling，是更高、更神圣的聲音召喚你去實現(xiàn)生命最大的意義。

西方中世紀的宗教革命的意義是最大化的解放了人的自主性與使命感。讓人們發(fā)自內(nèi)心的去工作，職業(yè)和工作vocation不僅僅是個人的職業(yè)，也是天職，也是天命和神召，人們努力工作的本身就是在報答主的榮恩。因此，也產(chǎn)生了匠人精神，是發(fā)自內(nèi)心的一種敬業(yè)精神。

此外，宗教革命提倡因信稱義，就是個人可以憑借自己對圣經(jīng)的理解獲得救贖，所謂的得道不在于非得要有一個中間人物來傳經(jīng)送寶，工作的本身也不再需要購買贖罪券獲得救贖。

因此，“義”就是一種勿用解釋的理所當然，所謂無問東西的意思就是，因為這樣做是正確的，符合道義的，所以無問東西。應(yīng)有之義的義也有這個意思，就是本來就應(yīng)該是這樣，這是毋庸置疑，不用解釋和證明的，也是一種本能的召喚。

宗教革命百年后，歐洲誕生了第一本科學學術(shù)期刊，出現(xiàn)了投稿和審稿這樣專業(yè)的事務(wù)，call for paper也就誕生了。同行評議一直是科學交流的正式組成部分。

英國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的期刊《哲學學報》（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被公認為是第一份由亨利·奧爾登堡（1619-1677年）擔任主編并正式確定同行評議（Peer Review）的期刊。

(皇家學會《哲學學報》期刊封面)

（亨利·奧爾登堡（1619-1677年））

早期，學術(shù)還不發(fā)達，論文召集是一個大問題。為什么要發(fā)表論文比怎么發(fā)表論文更重要。因此，傳播思想，分享和交流具有社會教育和知識普及的“應(yīng)有之義”，這時候，有學問的人應(yīng)該有能力、有義務(wù)去分享知識、見解和研究成果。

Calling于是具有一種使命感的召喚。讓學術(shù)研究這一普通工作具有使命感。讓投稿人能夠認真地看待這個投稿工作，讓原本微不足道的工作有近乎宗教意義上的自我提升和自我實現(xiàn)，這個提升不在于別人怎么認定他，而在于他如何認定自己的使命。

同樣的含義在中國也有類似的涵義，只不過不是以神來召喚，而是以自己的自發(fā)自覺的認知。

比如，在漢代，比較知名的人才舉薦方式的征召制度，皇帝征召稱“征（zhēng）”，官府征召稱“辟”，就是征召有能力、有名望顯赫的人士出來做官，這個征召就是Call。

《論語·子張》：“子夏曰：‘仕而優(yōu)則學，學而優(yōu)則仕。’”原指學習了還有余力就去做官。后指讀書讀得好的就可以當官?！墩撜Z.微子》里面“子路曰:“不仕無義”。如果學而優(yōu)不當官是沒有道理的。當然，這里的“仕”不能簡單的理解為“當官”，而是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士就是有擔當有能力的人。

學而優(yōu)，又有能力，就應(yīng)該為國家做點事，在天子和官府的征召(call)下，學而優(yōu)的人有一種calling的使命感，這種使命感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和使命，不是西方宗教意義上的自我救贖的“升職”的使命。

以上，就是對call for paper的簡單理解，也許并不正確。也算是拋磚引玉！